1967年的一个寒冷冬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的办公室内气氛凝重。一份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的紧急报告摆在他的案头，这份报告的内容让这位经历过无数大案要案的老革命也感到震惊。报告显示，一个美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可疑活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名记者不仅与多名外交使节频繁接触，还经常出入军事禁区周边。杨奇清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拿起红色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完后立即指示：＂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搞到底！＂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让周总理如此重视？这个看似普通的美国记者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案件初现端倪
1967年11月初，北京饭店的一名保洁员向宾馆保卫科报告了一个异常情况。一位名叫约翰·克拉克的美国记者总是在深夜时分出入饭店，且经常带着不同的外国使节进入其房间。这本不足为奇，但令人生疑的是，这些会面往往只持续十几分钟就匆匆结束。
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接到报告后，立即对克拉克展开了初步调查。通过资料核实，这名美国记者持有《纽约时报》的记者证，表面上是来华采访中国经济建设情况。然而，这位记者在北京的活动轨迹却十分可疑。
根据饭店服务员提供的信息，克拉克经常在清晨五点左右外出，直到傍晚才返回。更为反常的是，他从不使用饭店提供的洗衣服务，而是坚持自己手洗衣物。房间的窗帘始终紧闭，且在打扫房间时，他总是寸步不离地跟随保洁员。
负责监视的警员发现，克拉克每周都会在固定时间前往北京西郊的一处农贸市场。他在市场上总是购买同样的物品：两斤猪肉、一捆青菜和几个馒头。但奇怪的是，饭店的垃圾桶里从未发现过这些食物的残渣。
更引人注目的是，克拉克多次在清晨出现在某军事基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他会在那里停留约莫半小时，然后搭乘公共汽车离开。期间，他会在笔记本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当有路人经过时，他就会假装在写新闻稿。
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的张文奇警官注意到，克拉克与多个国家的外交官接触频繁，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外交人员。这些会面往往发生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如王府井大街、前门商业区等地。每次会面时间都很短暂，且双方看似偶遇。
通过对克拉克的行程分析，专案组发现他经常出现在北京市区多个重要设施周边。这些设施包括军事设施、重要工厂、交通枢纽等。每到一处，他都会停留相当长的时间，表面上是在拍摄街景照片。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克拉克在北京饭店的房间内安装了一台特殊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外表普通，但经常在深夜发出细微的电流声。这一发现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因为这很可能是一台伪装的通讯设备。
二、侦查工作展开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公安部立即成立了代号为＂清风＂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直接领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的张文奇担任具体负责人。专案组抽调了二十名精干警员，分成四个小组开展工作。
第一小组负责技术侦察。他们在北京饭店克拉克房间的隔壁和楼上安装了特殊的监听设备。通过这些设备，专案组发现克拉克每天凌晨三点都会发出一段持续约十分钟的无线电信号。信号频率每天都在变化，这种方式与当时国际间谍组织惯用的通讯方法极为相似。
第二小组负责外围监视。他们在克拉克经常出现的地点布置了秘密观察点。为了不引起怀疑，警员们伪装成各种身份：有的是街边小贩，有的是清洁工，还有的装扮成游客。通过这种方式，专案组绘制出了克拉克在北京的完整活动路线图。
第三小组专门负责对克拉克接触的外交人员进行调查。通过细致的摸排，专案组发现这些外交官中有三人的身份存在重大疑点。其中，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在二战期间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过；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履历中存在长达两年的空白期；而那位法国外交官则与多个情报机构有着密切联系。
第四小组则负责对克拉克购买的物品进行秘密检查。他们在垃圾中发现了被仔细销毁的纸条碎片，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修复，发现这些纸条上记录着大量数字和符号。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克拉克购买的食物包装中，发现了特制的夹层。
1967年12月初，专案组获得了一个重要突破。技术人员成功破译了克拉克发出的一段无线电信号，内容涉及某军事设施的具体位置信息。与此同时，跟踪小组发现克拉克在军事禁区附近与一名中国籍男子有过短暂接触。这名男子很快被确认是某军工厂的工程师。
为了进一步摸清克拉克的活动规律，专案组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位特勤人员假扮成维修工。这位特勤借故检修克拉克房间的暖气，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经过改装的手提箱。箱子的夹层中藏有一部微型照相机和多卷未曝光的胶卷。
专案组还在克拉克经常光顾的农贸市场布置了便衣警察。他们注意到克拉克每次购物时都会在一个特定的摊位停留较长时间，而这个摊位的老板恰好住在军事禁区附近。经过秘密调查，这个摊主竟然是一个已经潜伏多年的特务。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逐渐掌握了克拉克的通讯方式、联络网络和情报传递渠道。他们发现克拉克使用了一套精密的情报收集系统：通过普通的生活接触收集信息，利用改装过的设备传递情报，再通过外交人员将情报转移出境。这个发现为下一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三、关键突破
1968年1月15日，专案组获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技术人员在对克拉克的房间进行例行监控时，截获了一段异常的无线电通讯。这段通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经过专家组连续三天的破译，终于确认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地区使用的最新密码系统。
通过对破译的内容分析，专案组发现克拉克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处的高级特工。他的记者身份完全是伪装，其记者证件也是经过精心制作的赝品。更重要的是，克拉克在北京建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情报网络，其中包括两名在军工企业工作的工程师、一名铁路职工、一名邮电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三名与外贸有关的人员。
1月20日，专案组在北京西站附近发现了克拉克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这是一间普通的照相馆，店主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老人。经过调查，这位老人竟然是1949年前就潜伏下来的特务。照相馆的暗房不仅用于冲洗照片，更是情报交换的重要场所。在一次突击检查中，专案组在暗房的地板下发现了一部精密的电台和一本密码本。
随后的调查显示，克拉克收集的情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军事设施的分布情况、重要工业项目的技术数据，以及我国与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情况。他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收集基础信息，再利用改装过的照相机拍摄重要目标，最后通过特制的微缩胶片将情报传递出去。
专案组在暗房中还发现了大量未经处理的情报材料，包括某型号导弹发射场的位置图、新建军用机场的详细数据，以及多个军工厂的生产计划。这些材料如果传递出去，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月初，专案组通过技术手段，成功破获了克拉克与其上级联络的完整通讯系统。这套系统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利用改装的收音机进行短波通讯；第二层是通过外交人员携带的特制文件传递信息；第三层是利用香港的一家贸易公司作为情报中转站。
在获得这些关键证据后，专案组对克拉克的活动规律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他们发现克拉克每月都会定期前往天津，表面上是采访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实际上是与另一个情报小组进行联络。这个天津小组主要负责收集我国北方港口的军事设施情报。
更令人震惊的是，克拉克在北京饭店的房间内竟然安装了一套微型自动照相系统。这套系统通过窗户能够自动拍摄到对面重要机关大楼的人员进出情况。这些照片经过特殊处理后，会被制作成普通的风景明信片，通过邮寄方式传送出境。
专案组还在克拉克的手提箱暗格中发现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日程表。这份日程表用特殊的密码编写，记录了他在北京期间的所有情报行动计划，包括接头时间、联络暗号、撤退路线等详细内容。这份材料为专案组后续的收网行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收网行动
1968年2月28日凌晨，专案组召开了最后一次行动部署会议。根据掌握的情报，克拉克计划于3月1日通过外交渠道向境外传递一批重要军事情报。专案组决定在情报交接的关键时刻实施抓捕。整个行动代号为＂春雷＂，由四个抓捕小组同时展开。
第一组负责在北京饭店实施主要抓捕。3月1日上午9时整，克拉克如往常一样走出房间。当他在电梯门口等候时，便衣警察迅速将其控制。搜查组立即进入房间，查获了多部通讯设备、密码本和大量情报资料。在房间的天花板夹层中，还发现了一个装有微型胶卷的金属盒。
第二组负责在照相馆抓捕接应人员。当天上午9时15分，专案组突击检查照相馆，当场抓获正在处理情报材料的店主和两名接头人。在照相馆的地下室中，警方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情报处理工作间，里面有照片冲洗设备、文件复制机和密码编译器。
第三组负责在天津港口区域展开行动。根据前期侦查，克拉克在天津的联络点设在一家茶馆内。专案组在茶馆逮捕了三名情报人员，缴获了一批准备运往境外的军事设施照片和技术资料。这些资料被伪装在普通的商业单据中，准备通过海运方式转移。
第四组则负责抓捕与克拉克有密切联系的外交人员。经过周密部署，专案组在王府井大街一家咖啡馆内抓获了一名加拿大外交官。这名外交官携带的公文包中藏有一份详细记录我国某型号导弹性能参数的报告。
行动中，专案组还在北京火车站逮捕了两名准备逃往香港的情报网成员。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中藏有多份军工企业的技术图纸，这些图纸被精心制作成普通的商业合同文本。通过审讯得知，这些人准备通过香港中转站将情报转交给美国情报机构。
在收网行动结束后，专案组对缴获的大量物证进行了系统整理。其中包括：改装的通讯设备8台、密码本3本、微型照相机4部、未曝光胶卷37卷、各类情报文件156份、资金往来记录12本。这些物证清晰地记录了克拉克情报网的活动轨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克拉克的秘密档案中，发现了一份详细的组织架构图。这份文件显示，他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网络分为三个层级：最上层是由他直接控制的核心成员，负责重要情报的收集和传递；中层是各个联络点的负责人，主要进行情报的中转和加工；底层则是分布在各个单位的信息员，负责搜集基础情报。
通过这次统一行动，专案组成功摧毁了这个潜伏多年的特务网络，有效阻止了大量军事机密外泄。整个行动抓获各类情报人员17名，其中包括境外特务4名，国内通敌分子13名。这些人分布在军工、铁路、港口、外贸等多个重要部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情报收集网络。
五、案件审理
1968年3月5日，专案组成立专门的审讯小组，由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审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重点。对克拉克的审讯在北京市公安局专门设立的审讯室内进行。
第一阶段主要围绕克拉克的真实身份展开。通过连续审讯，克拉克承认其真名为约翰·威廉·克拉克，1935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57年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在1964年经过特殊培训后，以自由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在此期间，他曾在日本、韩国等地建立情报网，并与多个情报机构保持联系。
第二阶段集中调查情报网络的具体构成。克拉克交代，他在北京和天津建立的情报网共有三个系统：军事情报系统主要由潜伏在军工企业的工程师组成，负责收集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情报；经济情报系统由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专门搜集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情况；交通情报系统则由铁路和港口的工作人员组成，负责收集军事物资运输情报。
第三阶段重点调查情报传递渠道。审讯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情报传输网络：首选渠道是通过外交人员携带，将情报材料伪装成普通外交文件；备选渠道是利用香港的商业公司作为中转站；应急渠道则是使用特制的无线电设备发送加密信息。这些渠道互为补充，确保情报能够安全送达美国情报部门。
在对其他涉案人员的审讯中，专案组还原了该特务网络的运作模式。军工企业的王姓工程师交代，他利用参与重要项目的机会，陆续窃取了多份技术资料，包括某型导弹的设计图纸和试验数据。这些资料通过照相馆的隐蔽渠道转交给克拉克。
铁路部门的张姓职工供述，他主要负责收集军事物资运输信息。他通过记录特种车辆的编号和运行时刻，为克拉克绘制了一份详细的军事物流网络图。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军事部署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港口的李姓工作人员承认，他长期记录军用物资的进出港情况，并将这些信息制作成普通的货运清单，通过特殊方式传递给天津的联络点。这些数据被用来分析我国的军事物资调配情况。
外贸系统的三名工作人员也交代了各自的罪行。他们不仅收集了大量对外贸易数据，还打探到多个重要工业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些经济情报被克拉克用来评估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和军事工业能力。
通过对缴获物证的鉴定分析，专案组认定克拉克的情报网络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收集、处理、传递体系。其中包括：军事设施的分布图15份、重要武器装备技术资料23份、军事物资运输路线图8份、工业项目技术数据31份、经济情报报告47份。这些情报材料大部分都已被及时截获，有效防止了国家机密的泄露。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审讯，专案组最终查明了克拉克特务集团的全部犯罪事实。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克拉克等17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有力打击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情报渗透活动。